为了实现期货国际化，胡俞越认为，首先要对交易所体制进行改革，否则市场一旦开放，现行交易所体制将不堪一击。
　　“一带一路”为期货提供什么机遇
　　胡俞越指出，“一带一路”的战略和我国大宗商品的定价权有着密切的关系，“一带一路”就是让人民币成为大宗商品的定价货币，让人民币成为大宗商品的计价货币，结算货币，这就是大宗商品的定价权，所以通过“一带一路”的建设一个以人民币主导的区域性的定价规则体系，让人民币成为定价货币，进而形成大宗商品定价权。
　　胡俞越强调，在“一带一路”的战略影响下，大批实体企业走出国门，会面临着各种市场价格波动的风险，必将需要相应的风险管理工具，需要期货市场走出国门为其服务。
　　期市市场需不需要国际化
　　胡俞越进一步指出，期货市场国际化对中国经济转型有战略意义，是提升中国金融软实力的重要举措，是参与全球资源配置和财富分支的重要途径，是争夺的大宗商品话语权的重要手段。
　　胡俞越指出，在现有的大宗商品的定价中，我们长期面临着中国一买就涨一卖就迭的尴尬境地，粮食安全，能源安全、资源安全长期得不到保证，推动期货市场国际化就是逐步的建立市场话语权的重要手段，当前随着中国期货市场的逐步成熟，部分期货品种国际影响力正在逐步提升，与境外交易市场双向引导作用逐步增强，期货交易所推出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交易品种也越来越显示出影响力，只有推动期货市场的国际化，把这些品种打造成国际化品种才有可能提高相关品种的全球辐射力，进而提升我国大宗商品的跨越发展。
　　交易所体制改革有多迫切
　　胡俞越认为，为了实现期货市场国际化，当前还有很多方面需要完善和突破。
　　现有的期货交易所除了中金所外，其他三家交易所都是会员制，无论是公司制还是会员制都是由政府主导创立，自上而下的产物，由证监会和交易所实行集中统一监管，政府干预的色彩比较浓厚，交易所的交易受到很大的局限，很难与国际的体制接轨。
　　胡俞越指出，首先要推动交易所体制的改革，打造国际化的综合服务平台。交易所是期货市场的核心，是市场创新的最前沿，而长期以来在中国管办不分的管理体制下，管理期货市场本身的风险放在交易所工作的重中之重，监管的前移使得交易所同时扮演监管者和从业者的双重角色，直接束缚了期货市场的创新能力，推动期货交易所体制的改革，实现管办分离是当务之急，其中最关键的问题在于品种审批权的下放以及交易所制度的改革创新。
　　胡俞越提出，需要改革期货交易所的交割制度，交易所不仅是个交易场所，还应该提供相应的金融服务、信息服务、物流服务这些涉及现货市场的服务。受到管理体制的限制，为了控制市场风险，我国期货交易所严格限制交割，导致了期货市场并不活跃。期货交易所应当放下身段、接地气，主动对接现货市场，优化制度设计，增强交割、物流、金融、信息这些现货市场服务的能力，进而实现期货与现货对接，线上与线下对接，场内与场外对接，做大做强国际化的综合服务平台，形成定价实力，把产品的定价权牢牢的掌握在自己手中。